這一趟旅程下來，我不斷自問：到底怎麼樣才能夠真正和解呢？想想德國與猶太人的過往，看著日韓間的矛盾，我悲觀地認為只有時間的流逝才能帶走戰爭的傷痛，恢復人與人之間的情誼。
文：楊湛華
今（2019）年的和平號大海學校，我很榮幸代表基金會及台灣與來自亞洲的菁英一同學習。在這篇心得中，我想要談談自己在這趟旅程中對於「和平」 （building peace in Asia）的收穫、反思。文末還有對於和平號大海學校本身的想法。
先談國家之間的和平。這一趟旅程我走訪了日本、韓國，尋索戰爭遺留的陳跡。在長崎、廣島的原爆紀念館、紀念公園，我看到原爆對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帶來的傷害；透過官方與民間（岡正治紀念和平資料館）敘事的差異，和來自日本的學員們的陳述，我見識到日本政府教的近代史與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相去甚遠。
八月中，日本和韓國正因為戰爭賠償的爭議，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首爾街頭隨處可見抗議安倍政府的廣告。簡單來說，日本政府認為1965年日韓關係正常化的條約，日方提供給韓國的經濟建設援助金和貸款，已經在政府層面上永遠解決戰爭賠償的問題；韓國方面則認為日本始終沒有針對權利受侵害的個人進行賠償。兩國政府認知上存在差異，學員身上也存在另一種型態的認知差異。在廣島的原爆紀念館，隨行的韓國教授及幾個學生們無比憤慨。他們認為日本將自身形塑成戰爭中的受害者，避而不談它戰爭時施加在其他族群上的暴行。
另一方面，一位來自日本的同學，在結束岡正治紀念和平資料館行程的反思中，流淚表示，自己以前從未看過那些紀錄了屠殺、虐待的影像。日本的學校教育，據他所言，只用輕描淡寫的說法提及了慰安婦。大多數的日本同學，在相同的沉重中走出資料館、走出慰安婦紀念館、走出強制勞工博物館。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現今維持的和平是膚淺的；在社會以至於個人的層面上，戰爭的陰影卻始終縈繞不去。
和平也可以是一國之內的議題。韓國曾經歷過一段血淚斑斑的威權統治。現在韓國的人權紀念館，就是利用威權時期的特務機構（類似以前戒嚴的警總）改建而成。那個沒有窗戶、密不透風的水泥盒子，有許多蓄意要威嚇政治犯的設計，例如坡度很陡的迴轉樓梯；或是將建築物的門設計成與外牆垂直，門打開時，在隔壁建築物的人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經過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和流血的抗爭（像光州事件），才建立了現在的民主社會；得以享受自由的空氣，免於活在恐懼之中。我認識到，和平並不是理所當；它需要的是我們對於人應該過怎麼樣生活的自覺，並勇於行動。
和平也是族群之間的議題。日本國境之北，像我們去到的室蘭（北海道），原本是愛努族群居住的地方；國境之南，沖繩則是琉球人的家鄉。走訪室蘭市，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政府積極為愛努族群作的文化保留，例如在教科書中放入愛努傳說，或是在東京奧運之際開幕愛努文化園區（這也可能存在政治目的，只有看到後續的影響才說得準）。沖繩的琉球居民對於美軍建設基地而破壞環境的舉措，卻仍遭中央政府無視。學過歷史，我大概知道建立的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強勢的文化、語言會侵蝕弱勢的那方；而強勢的族群也會同化弱勢的族群。我不禁覺得：對愛努和琉球人來說，和平固然重要，但沒有「對等」與「公平」的和平，並不是真正的和平，只是建立在壓迫之上的假象。
和平甚或會成為掩飾國家霸權的藉口，剛剛提到的美軍基地就是一例。上個學期修了一門「東亞比較研究」的課程，我了解到日本戰後所謂的「和平教育」是完全照著GHQ（General Headquater）指示設計出來的。左翼的反戰觀點被推崇成為唯一信條，而右翼的軍國主義則被壓抑——像是塗改戰前的課本、監控右翼言論等。美國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讓日本成為冷戰時期圍堵蘇聯的壁壘。
同樣地，日韓關係正常化，也是美國要統一戰線所策動。事實上，日本跟韓國始終沒有在社會層面真正的和解，坐下來溝通、了解彼此，只是表面上成為軍事的盟友而已。我也認識到日韓兩國的軍隊，實際上是美國擁有完全的號令權。換言之，他們都是大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棋子，十分悲哀（日本今日的憲法九條爭議，也可以說是美國埋下的禍根。儘管戰後憲法明令放棄擁有武力，美國仍為了冷戰時的需求，要求日本組織支援性的軍隊。這導致現今的日本存在憲法與客觀事實不符的畸形現象）。
回到台灣，「和平」並不是一個常常在主流討論中出現的概念；我們沒有日本所謂的「和平教育」，和平跟空氣一般是理所當然。我想，在戰爭中作為一個「被害者」——雖然這麼說某種程度上不恰當——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作為加害者，如日本、德國，事後要面對的賠償、反省，我認為和解根本是不可能的。作為被害者，我不用像日本的學生一樣，背負先人們的原罪，為他人做的事情感到羞愧。
這一趟旅程下來，我不斷自問：到底怎麼樣才能夠真正和解呢？想想德國與猶太人的過往，看著日韓間的矛盾，我悲觀地認為只有時間的流逝才能帶走戰爭的傷痛，恢復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歷史上的屠殺事件之後，也未聽過有和解發生。長平之戰40萬趙兵被坑殺，秦國哪有道歉賠償？國際政治，就是以力取勝的現實主義；國家的利益往往凌駕於個體的權利，一旦國家之間有利益上的依存關係，個人受損的權益可以拋開不談。韓國跟日本關係正常化的例子就顯而易見。
在這個歷史記憶保存容易的時代，痛苦更難被遺忘，和解更加不可能。我認為唯有避免戰爭、避免所有侵害人權的情事，才可能有和諧的社會。用刀劃破手指，再厲害的技術都無法讓疤痕完全消失，更無法讓痛苦的記憶被遺忘。以前的我在看兩岸，總嚮往正義之戰，我想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抵抗獨裁的政權；現在，我認為戰爭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它帶來的破壞也許是一時，但是深不見底的傷痛卻不可能消逝。
作為一個學員，對我來說最寶貴的就是用戰爭來認識和平。聽被爆者的證言、看著戰爭期間的影像、了解來自東亞的年輕人們怎麼看這些事，讓我能夠從更多的角度思考和平這個複雜的課題。而作為一個志工，我認為和平號的一項優點，就是強調反省（reflection）。學員Sumiko跟Louise在反思的活動中，總是先問我們的「感覺」（feelings），而非看法（opinions）。學過一點心理學會知道，人類其實更多的是被情緒所主導，而不是理性。只有先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才有用理性思考超越自我的可能。這讓我意識到，學校的課堂上，我們都只談看法，而描述自己的感覺仿佛是一種不成熟的舉動，是一種傳達「弱小」的訊號。我們應該要先談感覺，再談看法。這是我向和平號大海學校學到最珍貴的做事方法。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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