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子茵
抵達廣島的隔天早上，我們大約於8：15走到了當地重要的地標之一相生橋。當天的導遊Nao看了手錶確認時間後，特別跟我們宣布了這個時間，並要我們看看周圍再抬頭看一下天空，想像若是現在如1945年8月6日那天的8：15一樣，有一顆原子彈從天空落下，我們腦海裡會閃過什麼樣的念頭而我們的生活又會起什麼變化？雖然只是同一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她那一刻的問題真的好像在我的腦海裡投下了一顆炸彈，我第一次那麼深入其境地想像了原爆是如何地影響了當時的受害者，炸彈投下地前一秒和後一秒想必是如何不同的世界。
這樣角度的轉換也讓我重新思考我對二戰的認知。我對於日本政府逃避二戰歷史的態度一直是不認同的，但這次我才意識到，我潛意識裡好像因此把這段歷史邊緣化了。這讓我不禁思考，同樣被列為一個永續和平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正義」可以像「包容」一樣是多元的嗎？還是它無法跳脫二次元對錯的思考模式？
或許要完全跳脫這樣二次元思考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後來陸續聽到廣島原爆生還者的見證故事，讓我深切意識到至少嘗試著以多個角度去認識一段歷史的必要性，尤其是那些在大歷史下被遺忘的小歷史。從這些和平號為了反核武所招集的生還者們訴說的故事裡，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動機不但不同於政府的民族主義，且民族主義架構的大歷史還時常遺忘了他們。
在我們接觸到的四位生還者裡，沒有一位是在原爆後馬上站出來見證。除了因美國政府在戰後20年對原爆議題積極的言論控管外，生還者們當時其實也很不情願出來敘說他們這段過去，因為原爆的其中一個「後遺症」便是被歧視，又或是純粹的不想再次被挖開歷史的傷疤。他們都寧願選擇沉默、遺忘、甚至是隱藏。直到和平號為了廢核武而發起Hibakusha Project（生還者計畫），這段歷史才又再度被眾人檢視。
其中一位已達90高齡的韓僑伯伯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生於20年代的日本帝國，他從小就需要同時活在家中的韓國文化和家門外的日本文化，他記得自己因為外國人身分而須要搬家、在學校被霸凌、在街上被侮辱等經驗，但另一方面，他也記得在學校裡他心甘情願地背誦著歷代天皇的名字，也記得當時對於戰爭要效忠天皇這件事所抱持的理所當然的態度。
而1939年日本頒布法令要求所有韓僑都使用日本名後，代表著他韓國身分的名字「李鐘根」正式地被隱藏了，直到2011年他偶然看到了和平號在報紙上徵求原爆生還者的見證，他才第一次把這塵封已久的故事和名字再次和他人分享。對於李鐘根來說，原爆的經歷和他日韓雙重的文化身分是密不可分的。
故事要從原爆的前幾年，李鐘根找到他鐵路局的工作開始。知道他韓僑的身分會成為他找工作的絆腳石，他偷偷地隱藏了韓僑身分，但也因為這樣，他從未告訴父母確切的職位與工作地點，深怕父母的腔調會洩漏了他的真實身分。原爆的當天，因為偶然的耽擱，讓他倖免於死，但仍然有部分嚴重的灼傷。和其他生還者一樣，讓他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部份，都是在爆炸後回家或尋找親友的路上所經過其他死傷的人，滿街都是不斷的哀嚎與求救，然而多數的生還者自己也仍在爆炸後的恐慌與不知所措中，都沒有停下，其中唯一一個有回應的，卻在事後發現，自己好心提供的水，很可能成為當場結束那位傷患生命的兇手。
這些回憶都成了他們事後「隱形的傷疤。」李鐘根橫跨了廣島市區回到家後，卻發現爸媽擔心他的下落，已出去找他，但不知道他的工作地點，他們只好盲目去找，如此一來李鐘根也不知從何和他們會合，便只好在家等他們回來。當他媽媽隔天總算回到家時，他們不敢相信又再度看到對方了。
其實，敘述故事時，李鐘根說的很生動，但他的情感表達不誇大。他陳述自己的傷勢時，指著受傷的地方跟我們說當時「啊，真的好痛啊」，幾乎有點像個大男孩般，但當他敘述和母親重聚的那一刻，我可以感覺到那一刻在他心中有多重要。和許多其他生還者一般，原爆對他的影響是在爆炸後仍揮之不去的。一開始先是漫長的療傷期，因為害怕洩漏身分，李鐘根堅持不去醫院，只好在家慢慢的養傷，他還為了傷口長蛆這件事一直感到羞恥，他以為只有自己是這樣，一直到多年以後學到相關的醫學知識他才釋然。
五個月後回到工作崗位，他卻得到需要繳交國籍證明的噩耗，迫使他遞出辭職證明。當年18歲的他，在當時的日本社會裡面對的是身為原爆生還者和韓僑的雙重歧視。想要找到工作，他便必須隱藏這兩個身分。想要找到伴侶成家，和其他生還者一樣，他也選擇了隱藏這段創傷。
過了一甲子，他的老婆和孩子都不知道這個故事，直到他偶然看到報紙，決定跟著和平號分享他故事的那天。也是從那天，他再次拾起了他的韓文名字，也公開了他身為韓僑的身分。他意識到，因著他的雙重身分，相較於其他生還者，他或許以更多元的角度去審視這段歷史，他看到的不只是原爆裡在日本的死傷，也是在那之前日本對於亞洲鄰近國家的侵略與壓迫。但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能同時以這似乎互相衝突的角度去回顧這段歷史，而是不管是哪個角度，他似乎都沒有陷入任何帶有憤恨或自憐的意識形態。
不過即使是其他的生還者，至少我們所接觸到的幾位，也都因著和平號的生還者計畫，對二戰有了多重角度的了解。計畫開始時，沒有人能預期這些故事到底會帶來什麼影響，對於許多生還者來說，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再度重新面對這個過去，對於他們許多的聽眾，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從底層的角度去了解這段歷史，這其中包括了廣島和長崎當地的後代、來自其他城市不常聽到這段歷史的日本人、美國人，甚至是當時杜魯門總統的孫子、亦或是來自當時被日本侵略或佔領的鄰近國家的民眾。
這當中有分享、傳達，卻也勢必有衝撞的火花，這樣的歷史重述，不是單純的重複，而是開放式的重建，讓以往的缺口和傷口有被看到，進而被療癒的機會。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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