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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佔領更重要的事 呂大樂:應該談談民主化是為實現什麼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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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佔領更重要的事 呂大樂:應該談談民主化是為實現什麼樣的香港?


文。余佩樺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認為,今日香港的「尷尬」處境是30年前未解決問題留下的後果,而香港人更應思考的是,民主化是為了要實現什麼樣的社會。
高挑的身影,灰白的短髮,戴著招牌黑框眼鏡,面帶和藹微笑,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的社會學者呂大樂,經常出沒於公共講座、大學課堂,他既是開拓香港本土研究的先行者,致力推動社會對話的智庫主席,也是香港民眾熟悉的專欄作家。 呂大樂生於1958年,戰後嬰兒潮世代,在他著名的2007年著作《四代香港人》中,他屬於「第二代」香港人,經歷只要努力向上就容易成功的時代,成為主導社會的一群人,享受到上一代打拚提升物質環境的基礎,卻沒為下一代創造更公平、開放的環境,以致196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世代難以憑自己的力量出頭,甚至一出生就成輸家。這本討論階級流動和世代關係的口袋書不足百頁,卻引起廣泛討論,成為常被用以解釋香港社會脈絡的一個視角。
呂大樂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不站在前線的參與者」,他在不同立場的報刊著述,領導香港教大的香港研究學院,自認不是完全的旁觀者,但也不出來參選、不參與政黨職務。呂大樂希望拓展香港政治討論的面向和維度,因而在21世紀初就和一群以「以香港為家」的各界人士,成立「新力量網絡」獨立智庫並擔任主席,這個智庫曾提出立法會的評估報告、對公共理財政策發表建議,這兩年以發表時政評論為主。
八月正是香港大專院校忙碌迎接新生的月份,呂大樂因其老友台灣作家龍應台之邀旋風訪台,在台北市空總創新基地舉辦的思沙龍,主講「尷尬的香港,準備中」,吸引了三位前行政院長,包括唐飛、陳沖和江宜樺,以及廣達董事長林百里等重量級嘉賓出席,並接受天下雜誌專訪。
2014年台灣、香港相繼出現大型佔領運動後,許多評論將兩地的處境和運動相提並論。呂大樂剖析其中的脈絡差異,也說明香港為何「尷尬」,以下是重點摘要:
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是30年前沒解決問題的後果。一方面,「一國兩制」是各方妥協的結果,當時討論香港前途時,沒考慮到日後港陸經濟規模懸殊、區域融合的問題;另一方面,香港人自己也從未仔細討論民主化以後,要實現什麼樣的社會。
「一國兩制」是妥協的結果,其中一定會有矛盾,但它讓中英雙方都有台階下。英國把殖民地交給社會主義國家,前途未卜,但它至少能拿出一紙《中英聯合聲明》,證明它曾為港人爭取到什麼。對照六〇年代的文革時期,這對中國也是個突破,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容納一個資本主義特區。
在轉換的過程中,中國對香港的資產階級妥協,給他們位置、保證未來能繼續發展。 按照資本主義理論,資本家應會起而爭取民主,但在過去20至30年間,他們很快就靠向統治者,社會基層也未如馬克思主義理想能當家作主。 我們沒意識到這是個「不對稱」的區域整合。
原本以為用《基本法》把時空凍結在1980年代就好了,卻發現中國教育水平提升,香港年輕人要「北上」謀職遠不如當年容易;開放「自由行」以後,大量內地購物客改變了城市風貌;原以為大陸要靠資本主義的香港和國際接軌,中國卻發展出自己的各種標準,要各國來配合它,現在連香港也在推「一帶一路」。香港真的很尷尬。
香港人一直在逃避
這30年來,香港民間一直在談民主化,卻始終沒有細緻地討論民主化成功後,我們究竟要實現什麼樣的社會?2014年持續79天的「雨傘運動」並沒有促成這樣的討論,「後傘運」兩年間也未見進展。 2013至2014年,「佔領中環」發起者曾用審議民主的討論、表决方式,以決定運動的走向,但範圍卻侷限在用什麼方式、時間來佔領。但是香港社會更需要討論的是如果全面民主化成功,我們要推動什麼?假如民主化不成功,我們要怎麼走下去?總不能說民主化搞不成,其他就都不能做。
再回望「雨傘運動」,當時廣場上很快就分成很多小圈,這些參與者到最後都不談集體訴求,曾派代表和港府對話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也不敢站出來釐清參與者的訴求、產生代表去和政府談判。每個圈子到最後越來越小,佔領就成為單純的「姿勢」。 雨傘運動結束兩年了,大家還是在迴避這些問題。
今年農曆大年初一發生「旺角騷亂」,許多人只是因不喜歡特區政府而到現場圍觀,他們背後的訴求還是空白。有行動時就忙著行動,就不會思考這些問題。 許多人在新聞上看到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運動,會發覺其中有些相似之處,但大多數人並沒有仔細瞭解台灣政黨政治、反對派的脈絡,而對台灣觀察者而言,看到雨傘運動後的團體基本上還是小圈圈,和政黨分開,你們肯定也覺得很奇怪。
過去兩年間,我和學生聊天常聽到他們說:「我要2022年全民公投」、「我要2017年就全面公投」 、甚至「我下個小時就要建國」,彷彿在搶占道德高地,我有時都不知他們是否是認真的。
政治改變不只是5年、10年的事情,如果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很多事情不需要著急。我常跟學生說,如果你們有勇氣,就要面對當年老頭沒勇氣面對的這些問題。我們當時應該想,除了「一國兩制」,有沒有其他方式?怎麼樣的「一國兩制」才對民眾更好?我們要怎麼打造理想的香港?而我個人理想中的香港是能照顧到所有不同類型的人,讓不同背景的人在此都有同等的發展空間。

原文連結: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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