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側記

飛彈底下有人民嗎?──傾聽中國社區的內部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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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底下有人民嗎?──傾聽中國社區的內部聲音

 

 

 

 

2022年系列思沙龍「中國,細微觀察」第三場「專制社會有『社區』嗎?──中國社區改造的曲折路」,邀請前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理事長盧思岳主講、文化工作者鍾永豐主持。盧思岳梳理了兩岸社區改造的脈絡,並以投入兩岸第三部門社區工作交流的經驗分享自己對於中國的觀察與理解。

沙龍現場來了各界好朋友,包含循環台灣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琳、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副教授于國華、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兼任副教授林樂群、清華大學校長榮譽特聘教授蔡春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寇健文、前台北廣播電台台長陳慈銘、廣達研究院處長黃亭瀚等重量級嘉賓。
 
在問答環節中,有聽眾質疑公民在專制社會中是否真的有「共治」的權力?中國社區民眾是否能真的實踐社區營造?盧思岳回應,外界一直認為在中國談「公民社會」觸及紅線,但其實就他的觀察近幾年有鬆綁的趨勢;至少他在中國各地演講、授課近百場,都可以直接講「社區營造的目標是造人,即在形塑公民社會」,從沒被禁止過;對象不僅是社會組織(NPONGO),也包括培訓基層黨政幹部。

而中國的社區改造雖以憲法上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委會、村委會為核心,因長年行政機關化而帶有官方色彩;但最終還是要依靠民眾的投入及社會組織的協力才能落實,所以近年在政策上全力培育城鄉社區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型NPO)。社區營造符合中國政府「維權」與「維穩」兼籌並顧的政策,而居委會、村委會的主任、委員目前皆由居民投票產生,部分社區的黨委書記甚至開放由黨員投票選舉,與台灣民眾的刻板印象頗有出入。

沙龍的最後,盧思岳以「我反戰,故我在」作為演講總結,表示不應輕言放棄任何兩岸和平的可能;並鼓勵聽眾走出意識形態的思考窠臼,細微觀察常民百姓生活其中的中國社區,甚至用心關照、進行交流。兩岸人民之間的善意對待,才是和平的最大保障。


                                                   【演講摘要】


揭開被忽略的「中國社會面」:中國社區改造的曲折路

兩岸的社區改造之路有著相似的軌跡。台灣「社區營造」的政策始於1994年,在九二一大地震後遍地開花,當年盧思岳帶領青年志工隊進駐台中石岡災區協助社區重建,並串聯中部災區30幾個民間重建團隊,組織「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將社區營造的理念落地生根。

中國的社區改造路徑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後也發生轉折。在此之前,中國社區改造的模式是由上到下:政府針對社區的政策主要以「社區建設」為主軸,以街道辦事處作為推動社區工作的主體。在汶川大地震後,從中國各地湧入大量協助救災、重建的志願者,引動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社區營造」的概念也隨兩岸災區重建的交流在中國生根發芽。

此後,中國的社會治理和社區改造開始引進第三部門社會組織的力量;近年來則循台灣模式發展出由下而上的趨勢,居委會、村委會成為社區營造(或稱社區治理)的主體,逐漸回復憲法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功能;而社會組織則從「代理操作」逐步轉型為「培力輔導」的角色,也跟台灣的發展歷程相似。歷經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演變,中國的社區治理一路朝「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方向邁進,在基層公共事務上逐漸形成多元共治的體系。

盧思岳指出,過去十年來台灣有不少社區營造老師赴對岸演講、授課,兩岸社造組織、基層社區幹部也多有往來交流,實質影響了中國大陸的社區營造/治理政策與發展;就此層面來說,「台灣的社區營造早就反攻大陸了」。

從管理到治理:專制社會下也有公民參與

目前,中國共有60.6萬個行政定義下的社區,包含48.9萬個村委會、11.7萬個居委會;對比台灣7747個村里、6943個社區發展協會,是將近百倍規模。與台灣不同的是,台灣只有村/里長可支領類薪資的「事務補助費」,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是不支薪的義務職;而中國大陸的村委會、居委會工作人員雖不屬於公務員編制,卻可支領工資,工作項目涵蓋衛生、環境、治安、健康、文體、調解糾紛、反應民意、甚至興辦事業等,近年來已在推動「減負增效」。

而中國的社會組織歷經十幾年的蓬勃發展,在各級政府購買服務、企業投注資源的質量迅速提升下,逐漸形成一項產業,並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其中。盧思岳提到,早期邀請他至中國演講、授課、交流或組織台灣社區營造訪學團的社會組織幹部多為70後、80後,特色是學習、工作的企圖心很強;但在疫情之前接洽的對象已經變成90後的年輕工作者了。他看到中國社會組織的年輕活力,也在十年間見證了中國第三部門的快速產業化。而其從業者固有許多懷抱社會改革理想的實踐者,但也不乏只是將它視為一份領薪資的工作者,其實也跟台灣的現況相近。

2012年在習近平上任的十八大報告中,「社區治理」首次被寫入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進一步提出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總體目標,並在當年的十九大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納入報告中,增加了「共治」一詞;接著在當年底,民政部即發佈了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的政策,目標是力爭到2020年,城市社區平均不少於10個,農村社區平均不少於5個,展開一項甚具挑戰性的「基層民主治理」的龐大社會工程。

盧思岳分析,中國黨政部門的社區政策已從「管理」調整為「治理」。前者是第一部門自上而下嚴管控制,但必須全面服務;後者則是引進第三、第二部門能量,由下而上共治、共享與共擔。「治理」強調居民主體、公眾參與及社會協同;這與他稱台灣的社區營造是「第三種民主」,可謂異曲同工。

習近平要求:「辦大事」也要會「辦小事」

2012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第一次中央委員會上當選總書記後,講了二句很重要的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台灣人一般只看到前者,也有許多人視為宣傳口號,不以為然;但美國人可緊張了,視同「中國威脅論」公開發表。可是不論台灣人、美國人都沒注意到第二句話;但中國大陸人民很在意,時刻盯著習大大有沒有做到。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各級政府逐漸科層體制化,以很會「辦大事」著稱;但隨著中產階級興起、社會多元化發展,人民對社區生活及社會參與的需求暴增、五花八門,搞得向來標榜「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也很累。因此,「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制」就成為勢所必然的政策與工作。所以,他解讀習近平的第二句話要講的內涵就是:「辦大事」也要會「辦小事」;「辦好小事」是「辦好大事」的目的和基礎。

另外,盧思岳特別比較了「社會運動V.S.社區營造」、「維權V.S.維穩」二組概念。社會運動是衝撞、挑戰體制,打破舊價值;社區營造則是體制內妥協、運作,創造新價值。維權的意義在於擴大參與,賦予權利;維穩的目標則是減少衝突,降低社會成本。而社區營造強調Empowerment,其意義便是「賦權」、「增能」與「培力」,且必須手段溫和才能讓更多居民參與,在鄰里日常生活中進行。也因此,社造既能維權也能維穩,基本上符合政府政策與社會需求,社區、政府、社會組織、甚至企業皆可參與;所以,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與台灣在九○年代社會運動高峰時推出社區總體營造雷同。

兩岸人民之間的彼此看見與善意對待,才是兩岸和平的最大保障

「台灣人只看見半個中國,甚至連一半都不到。」盧思岳觀察台灣多數民眾對於中國的認識只限於「政治面」或「經濟面」,卻忽略了「社會面」其實更加重要,因為人民的想法將形塑領導人的決策方向。「每次看到小綠綠和小粉紅在網路上對罵,我就很緊張」,他指出,在人民互不信任、無法彼此理解的情況下,兩岸情勢會陷入不可逆的危險當中。

盧思岳表示,這十來年個人或帶領台灣社區營造工作者與中國社會組織的互動經驗,以及和中國社區民眾相處的過程中,他深刻感受兩岸人民間充滿善意。尤其看到中國的社會組織與社區志願者照護老幼、弱勢者,共同解決環境保護、文化傳承、偏鄉教育、社區產業等公共議題時,內心都充滿感動,發現他們做的事跟我們在台灣做的一樣。兩岸的社區都在追求「共好」的實踐,我們與他們對生活的嚮往都是一樣的。中國人民並非人人是共產黨,也並非所有共產黨員都是台灣反共教育、宣傳下那副邪惡的嘴臉;他也遇見許多學養俱優、宵旰勤勞的公務員。關鍵在於如何讓這樣的善意彼此看見、互相交流。

兩岸人民之間的善意是台灣最大的保護傘。面對緊張的兩岸關係,或許我們對中國社區的改造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善意,甚至願意提供經驗、進行交流,就是對我們自己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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